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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p><p><font size=\"6\"><strong>此去经年，再会无期</strong></font></p><p><font face=\"Verdana\" size=\"2\"><strong>by Nigel Roebuck</strong></font></p><p><font color=\"#0066ff\">31年过去了——也就是大约在消耗230，000支香烟之后，《汽车运动》杂志F1板块编辑Nigel Roebuck正式准备辍笔收山。在此，他回顾了他与这本杂志共同度过的岁月……</font></p><p>-----------------<br/><br/>不提别的，就拿“赛车教程”（Autocourse）的次数就能说明我为这本杂志工作了多久：它最后的31期陪伴我度过了我在这里的岁月。我是在那一周正式加入《汽车运动》杂志的——就在1976年的9月——在那一周，尼基·劳达重返蒙扎，仅仅在牧师给他昨晚临终祷告的40天之后。并且从理论上说，我认为我也应该从那里起步。</p><p>当劳达在纽伯格林发生车祸的时候，我在现场，得知他很可能活不过当晚，于是我开车返回，猜测着最坏的情况。然而第二天，新闻却说他仍旧在为他的生命而斗争着，并且在五周之后有传言——几乎让人无法信服的传言——说他可能会在这个周日于蒙扎赛道重返驾驶舱。他做到了，并且以第四完赛。在这之后我来到法拉利的车库，静静地看着他小心翼翼地从他仍旧新鲜的伤口上摘下他的衬帽（balaclava）。</p><p>那时黑色幽默正充斥着赛车运动，或许这是一种通常情况下可以用来应对严酷环境的有效手段。当这事儿进入黑色幽默范围之时，劳达已经对它信手拈来了。</p><p>当他在Bergwerk撞车之后，当时比赛刚进行到第二圈，于是赛会出示了红旗。但最终比赛干事还是决定重新开始比赛，以此来获得一场完整的大奖赛。“于是这第一场比赛，”几年之后有人如此对劳达说，“从没开始过。”“嗯，如果它从没开始过，”劳达反驳道，“那我的那只耳朵是TMD怎么回事？”</p><p>那还是在医疗急救到达他出事地点之前，Chris Amon清晰记得他和Hans Stuck一起满地找一部移动电话来发布警报，这场事故也最终为纽伯格林北环赛道（Nordschleife）的F1赛场历史画上了句号。</p><p>一年之后，德国大奖赛拥有了一条崭新的、但鲜有听闻的主场赛道，John Watson对此曾代表他许多同事们总结了感想。“尽管我宁愿在纽伯格林比赛，”他说，“但我更愿意在霍根海姆幸存下来。”劳达后来赢得了比赛，并且在之后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座年度总冠军奖杯。</p><p>那一年，1977年，是我跟随《汽车运动》一同经历F1的第一年。我们的预算很紧（当然这总是如此），于是有人暂时决定，我只能出席位于欧洲的那些分站赛。因此，我的第一份现场报道，就是来自Jarama——它位于马德里市郊，正是在那里，马里奥·安德雷蒂（Mario Andretti）的莲花78统治了整场比赛。</p><p>尽管当时的F1运动比现在更危险，但在过去却有着更安逸的围场氛围。在那里总会专门为记者们留出一个房间用来写稿，但那里很少会有电视机，并且没有赛后记者招待会或发布会。但相反的是，你能够自由地在围场里闲逛而不会被保安妨碍，同时，车手们也更容易接近——以及更愿意表露他们的心声。</p><p>对我来说这种回忆在今年夏天又出现了一次，但从前方传来一条消息称刘易斯·汉密尔顿没有在他与朗·丹尼斯的匈牙利大奖赛无线电通讯中使用某个脏字。这彻底打消了我们对此的疑虑。在那些逝去的岁月中我们以此表示赛车的激情——我手里不计其数的磁带录音里显示的那样。</p><p>比如说，在1977年的摩纳哥大奖赛上的Vittorio Brambilla就是如此。这位已经过世的维托里奥先生从来都不是那种安稳开车的车手，于是在那场比赛里他和Jacques Laffite有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在他一系列“非受迫性失误”之后，彻底毁掉了Laffite最爱的大奖赛。</p><p></p><p>“是车有问题么？”我问。Vittorio的英文不太好，不过他还是在几经曲折之后明白了我的意思，并回答：“我TMD看不到！”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新衬帽——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样式，眼睛的部位是分别留出开口的设计。但是那开口对他来说太大了，他表示当他驾驶的时候，衬帽就在头盔下滑动，于是那两个留给眼睛的洞洞就只有在偶尔的时候才能正好对上他的眼睛。用这样的方式来在摩纳哥比赛——他说——这给他带来不少困扰。我说，我能想象。当我告诉Laffite这些，他几近厥倒。</p><p>那个夏天莲花赛车是最快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赛车的稳定性的话，事情本应如此。那时候安德雷蒂时常机灵地用类似关于“locked diffs”以及“corner weighting”的话题来掩人耳目，这都是为躲过人们对于他们家赛车底部会有类似一长排小毛刷般附着物的好奇心，但最终谜底终于揭晓——那些东西是用来与地面形成密封圈。我们那时见证了正在发展中的“地面效应”，以此把赛车吸近地面，并形成显著抓地力。</p><p>马里奥对此有一句名言，尽管说了等于白说，但它代表了一切——你的车如何？“嗨，他就好像是画在路上的一样。”</p><p>在《汽车运动》杂志社工作首年，或许我印象最深刻的大奖赛周末要算是在银石了，雷诺在那里第一次使用革命性的涡轮增压引擎进行比赛，同时这也是吉尔斯·维伦纽夫（Gilles Villeneuve）——他在之后成为了我的朋友——作为迈凯伦车队车手的F1处女赛。</p><p>这与今年刘易斯·汉密尔顿登上顶峰可有些不同。维伦纽夫直接从大西洋方程式比赛进入F1，从加拿大飞往英格兰，在那时，他只有很少的时间来让自己适应这种比他所驾驶过的所有东西都要快很多的赛车，并且来到这条赛道他之前都没有看到过。</p><p>在三十年前的英国大奖赛有着无数新进车手，因此赛会专门留出一天给“预”排位赛，当时有14位车手报名，其中就有吉尔斯。我记得我当时已经数不清他在赛道上侧滑的次数了，但他从没撞到过任何东西，并且最后快过任何人。“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他说，“但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一次比一次开得快，直到赛车失去控制为止——于是我现在知道多快叫作‘太快’了。”</p><p>在比赛中，他用老式的M23跑出了第五快的圈速，从此让人们记住了这个有些特别的小个子赛车手。但让人费解的是，迈凯伦拒绝签下他来跑78年的比赛，于是恩佐·法拉利（Enzo Ferrari）充当了先驱者，并且，就此缔造了一个王朝。</p><p>现在大家应该对那个年代了如指掌了。就在Zandvoort赛道，Andretti准备在长长的Tarzan 发夹弯从外线超越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的时候，后者迅速关门，于是他们两个一起在那个弯角失控。我就此事故询问马里奥的感想。“詹姆斯·亨特——他是世界冠军，不是么？问题是，他就此觉得他是这TMD世界的的王！他对我说过，‘我们不应该在F1里从外线超车’。好，我有话要对他说……”</p><p>接下来的一年，鲁尼·皮特森（Ronnie Peterson）成为了他的队友，并且使用科林·查普曼（Colin Chapman）卓越的莲花79赛车进行比赛，安德雷蒂适时地赢得了世界冠军——同年，在F1的非比赛周末，他还参加了USAC锦标赛（Indycar）全年的比赛。现在听起来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但他确实做到了。</p><p>在到达蒙扎得时候，安德雷蒂理论上的对手只有皮特森了，但当鲁尼被带回到莲花78座舱之后，他承认查普曼的假设——78年应当是马里奥的一年，这是他应得的一座冠军奖杯。</p><p>在那个赛季的一系列赛事之后，这两个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皮特森——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试车手”——承认要不是安德雷蒂提供的一些参考意见，莲花79决不会是如此一辆好车。鲁尼重新燃起了对他职业生涯的热情，并且被再次召回车队参赛。</p><p>在Zandfoort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与迈凯伦签下了1979年的合同，于是车队的另一名车手就设想鲁尼已经离开莲花，并且他也因此能够将一切义务扔进风中，而单纯为了总冠军而战。“我对他说了我所想的，”他简单说到，并且轻易让那个傻瓜闭了嘴。（\"I gave my word,\" he said simply, and that shut the oaf up.）</p><p>整个蒙扎大奖赛的周末期间我在莲花车队——就是那时被通常认为是围场俱乐部的地方——呆了很长时间。尽管表面上来看气氛很平静，内部却涌动着不安的暗流——或许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这里有着唯一的两位能够拿到总冠军的车手。</p><p>在一段日子之后，在圣诞前的一次英特拉格斯测试上，我把这事儿对安德雷蒂说了。“在蒙扎，”他说，“鲁尼比我之前看到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张焦虑。我们平时都能很轻易地相互吐露心声，但在那个周末我们几乎没有相互说过一个词儿，也没有在赛前握手——这可是他在之前的比赛都做的动作。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儿，只是那当口儿的事情而以，但这在当时很让我操心。就好像空气当中有些什么一样……”</p><p>就在蒙扎大奖赛起步后的几秒之内，发生了一连串恐怖的事故，皮特森就被卷入其中，他的腿因此严重受伤。事已至此，安德雷蒂便被授予了年度总冠军称号，但那晚车房的气氛很压抑，胜利的香槟也没有动。随后，位于米兰的Niguarda 医院的一位名叫Sid Watkins的教授打来电话，当安德雷蒂放下听筒的时候，他的表情骤然改变了：“鲁尼的腿情况非常的怀，但他们能治好它——他的生命征都很稳定。他会没事的！”那瓶Moet et Chandon香槟也被适时地打开了。</p><p>第二天早晨，我起了个大早赶飞机飞回希思罗机场，正等在行李传送带边的时候，《每日电讯报》的记者Colin Dryden走了过来，一边正在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鲁尼去世了，”他说。</p><p>就在几乎同时，安德雷蒂也赶到了医院，碰到了同时前来的Emerson Fittipaldi。然后，马里奥面对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电视采访话筒，以一种特殊语气总结了那时候人们对于F1这项运动的感想：“不幸的是，赛车运动总是如此。”</p><p>皮特森自此成为全世界的英雄，而Michele Alboreto更是将自己的头盔涂成蓝黄相间，以此向鲁尼表达自己的敬意。</p><p>而我们的维伦纽夫，作为皮特森的另一位粉丝，在之后接下了鲁尼的旗帜成为赛道上最快——并且最辉煌——的F1车手。在1979年他以些微差距将总冠军奖杯拱手让给了他那更“老成”的队友Jody Scheckter，但法拉利却总是期望维伦纽夫去跟威廉姆斯赛车搏斗——他们的FW07是那个赛季最快的车。</p><p>在那个夏天有着太多值得回忆的日子，并且他们中的大部分看起来都跟维伦纽夫有关——比如那场传奇般在当年法国第戎赛道与Rene Arnoux的白刃战，比如在Zandvoortde的那场迄今为止最高速的、用只有三个轮子的赛车跑完的一圈，又比如在奥地利Osterreichring赛道的逃亡混战，在那里他从第三排起步，当所有人驶离山顶的时候，他已经是头车了。</p><p>尽管如此，我对于在秋季进行的北美比赛印象更为深刻。在蒙特利尔，维伦纽夫整场比赛都与阿兰·琼斯（Alan Jones）的威廉姆斯赛车缠斗，最后以微弱劣势败北，但之后的那个周末他在沃特金斯峡谷（Watkins Glen）完胜。</p><p>尽管那只是Watkins Glen赛道的周五排位赛，却被他在F1的历史上刻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季风环境下，他比随后的第二名——队友Scheckter——每圈快了将近11秒。</p><p>那时我正和Jacques Laffite一起观战，他和许多他的同伴们一样，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出去比赛。“看他啊，”当维伦纽夫掠过水面的时候他说，“他与我们剩下的所有人都不同——这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水准。”并且，他的确是那样的。</p><p>同样的，也是在79年，威廉姆斯车队首次品尝到大奖赛的胜果，并且地点很恰当精准地选在了英国的银石赛道。阿兰·琼斯领先了整场比赛，在他退赛，胜利被他队友Clay Regazzoni拿下。</p><p>对于Clay来说，这就好像是暮秋的宜人时光，但如果他懂得享受这三年以来的首次胜利的话，威廉姆斯FW系列赛车所带来的欢乐应该对他会有着更多的含义。“Bravo，弗兰克。”当他们俩握手的时候，他平静地说道。在领奖台上没有香槟，为的是对车队的沙特阿拉伯赞助商们表达敬意。但随后，一大杯威士忌以及一根雪茄被塞到弗兰克的手里，于是这位毕生禁烟禁酒的人勇敢地微笑着分别尝试了这两样，摄影记者们都乐晕了。</p><p>随后的那一年，威廉姆斯赢得了车队总冠军，并且阿兰·琼斯也理所应当地获得了世界冠军，但在1981年，似乎他的队友Carlos Reutemann更有将世界冠军收入囊中。</p><p>Carlos Reutemann是如此一个奇特的人：上天赐予他奇特的才能，使他在赛车中能够拥有令人难以信服的驾驶技巧，但他却深深为比赛的不安全因素所困扰。对于他手里的那只上天赐予的玻璃杯来说，里面总是半满的。在银石，他已握有14个积分的优势而领先，我曾说他绝不可能否认一切会从此进行的非常顺利。“事实是进展的太顺利了，”但他表情痛苦地说道，“太顺利了……”</p><p></p><p>换句话来说，就是他的好运没多久就变了，但当我们来到拉斯维加斯——也就是全年的最后一场比赛时——他仍在积分上稍稍领先老皮奎特，同时他还拿下了非常重要的杆位。当时天气就如同炼狱般炎热，并且老皮奎特也完全不如奥运会选手般强健，于是卡洛斯的世界冠军结局看起来就应该是预料中的结局了——然而，在第一圈之后，他落到了第五，并且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只有第八。这造就了我所从未见过的、最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溃败，是一名伟大的车手个人巨大灾难的一天。</p><p>而老皮奎特则以第五完赛，他当时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他不得不被从他的车中吊出来，并且在他能够自己走到领奖台之前休息了很久。在那次非正式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他靠在椅子上，几乎说不出话——但毫无疑问的，他是世界冠军。</p><p>这也是阿兰·琼斯的最后一场比赛，并且他轻而易举地赢下了比赛。赛前我曾经问他，认为谁最能赢得冠军，Reutemann还是皮奎特。“我可不想去管他们，”他大笑道，“我对他们其中不论哪个都忍受不了。”</p><p>但与此相反，琼斯和维伦纽夫却共同构建了一个惺惺相惜的和谐社会，然而现在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遗憾地是——也将在不久之后追随而去。</p><p>我曾经写过许多次关于导致维伦纽夫死亡的原因分析，其中包括：Didier Pironi在伊莫拉对于他队友的无耻背叛；两周后Zolder排位赛上的事故；以及我跟维伦纽夫偶尔会进行的长谈——那时他声称他将不会再跟Pironi说任何话了。</p><p>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的同事Eoin Young告诉我，要是我今后成为某一位车手要好得朋友，如果他不幸在某场比赛中丧生的话，我将从此失去与之前对赛车运动的感觉了。他说，这对干这行的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扰。对于他自己来说，那个“朋友”就是布鲁斯·迈凯伦（Bruce McLaren），而在“那一天”，在Zolder，对于我来说则是我自来到赛场以后最糟糕的一天。</p><p>一个月之后我们来到加拿大，在一条以这个国家逝去的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赛道，Pironi拿到了杆位，之后他把它献给了维伦纽夫：“因为我们都明白，他会来到这里，他会拿到杆位。”我静静地听着围场广播，跟科克·罗斯伯格站在一起，他的反应很简单：“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他会来到这里的。”</p><p>在维伦纽夫去世之后，他的亲密战友Patrick Tambay被招来驾驶27号赛车，当他在霍根海姆赢得了比赛时，恩佐·法拉利眼里噙着泪水。就在一天前，在雨雾茫茫中，Pironi发生了一次严重撞车，导致他的腿严重受伤，几乎宣告他职业生涯的结束。“Addio mondiale.（意大利语：世界，再见。）”一位悲伤的老车迷在他位于菲奥拉诺（意大利）的农宅中看着电视机说道。</p><p>再见，世界冠军。</p><p>再接下来的那个赛季Tambay赢得了他职业生涯中剩下的那一次胜利，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他的这次胜利就是在伊莫拉—— 一年以前，维伦纽夫正是在此离开我们的。Tambay在获得胜利之后情绪非常激动，但他努力克制自己。当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我似乎触摸到一块钢铁。正义——他对我耳语到——得到了维护。</p><p>1984年，应该是世人都认可的、命运中注定要见证一个F1传奇诞生的年代。在南非Kyalami赛道我第一次在大奖赛上见到阿亚顿·塞纳（Ayrton Senna）——不过老实说，这并没给我带来什么特别的印象。必须承认的是，他的托尔曼—哈特（Toleman-Hart）赛车并不是最快的车，但他在排位赛拿到13，并且以第六结束比赛，比第一名落后两圈。不过说实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如此一幅不合时宜的画面：在比赛的最后他必须让人将他扶出赛车。（he had to be helped from the car）</p><p>然而不久之后，我们则开始非常严肃地讨论起这个神秘的新人——阿亚顿总是拥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在摩纳哥的下雨天，在这里，这条一旦犯错就无法悔改的赛道上，他简直星光熠熠。在尼格尔·曼塞尔（Nigel Mansell）退出了竞争之后，普罗斯特的迈凯伦赛车领头，但塞纳就紧紧跟随其后，当赛事主管Jacky Ickx觉得继续比赛太危险了，才动用红旗中止了比赛。</p><p>任何人都会觉得一个新人在他职业生涯的第六场比赛中就能拿到第二名应该会感到非常高兴才对，然而塞纳却非常愤怒——就好像23年之后，同样发生在摩纳哥的事情，人却换成了刘易斯·汉密尔顿。</p><p>接下来的那个赛季我们在葡萄牙的Estoril又经历了一场暴雨战，此时塞纳已经转会到莲花车队。那天，当老皮奎特在某一时刻进站换成干胎之时，塞纳超过了他的对手，同时套了除去法拉利车手Alboreto外所有车手的圈（Senna annihilated his rivals, lapping all save Alboreto）。当他经过挥舞的格子旗，他解开了他的安全带，从车驾驶舱探出半个身子来庆。但之后他很好奇发生过这些，就好像这是他无数个胜利当中，最初的一个（but later he was curiously matter-of-fact, as if this were merely the first of many victories）。当然，事实也正是如此。</p><p>直到塞纳1988年转会到迈凯伦之前，都是普罗斯特统治着F1，并且没有人和人能够轻易、并且毫无悬念地获得胜利。让我们来回想一下1986年摩纳哥的那个周末吧：塞纳以领先半秒获得杆位，领先半分钟获得大奖赛冠军。普罗斯特从没有此时看起来那么匆忙——你甚至自己都能设身处地想象得到。</p><p>迄今为止我看到过最好的大奖赛，是在那一年的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赛道——一次无法预料总冠军归属的大奖赛。曼塞尔、老皮奎特和普罗斯特都是有力争夺者，但对于普罗斯特的迈凯伦—TAG（McLaren-TAG）赛车，两辆威廉姆斯—本田（Williams-Honda）在动力输出上有决定性的优势，同时只需以第三完赛就能获得总冠军的曼塞尔，还拥有载油量的优势。</p><p></p><p>他也的确没有操之过急，当他左后轮爆胎之后，威廉姆斯立即召回皮奎特做预防性换胎，而让普罗斯特——这个之前经历了轮胎破损，但却依然在赛道上飞驰的人，最终赢得了车手总冠军两连冠。当他驶过格子旗的时候，普罗斯特的油箱几乎空了。</p><p>当然，曼塞尔的世界冠军还是在1992年如期而至了，当时他驾驶的是使用“活动悬挂”（\'active-suspension\' ）的威廉姆斯—雷诺FW14B赛车——或许这是一辆迄今为止所制造出的最出色的F1赛车。但曼塞尔给我印象最深的两场比赛——分别都有不同的原因——则是87年在银石赛道的比赛，以及91年在蒙特利尔的比赛。</p><p>一开始他就快的令人惊讶，在一次计划外进站后，由于他无所畏惧的追逐，他在比赛最后一圈追到了队友老皮奎特。（In the first he was astounding, at his fearless best, as he chased down team-mate Piquet in the closing laps, having made an unscheduled stop）在来到Stowe弯的时候，他先是向左做了一个假动作，随后突然向右闪，从而超越了队友成为第一。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超越，是自由式赛车比赛中大师级的经典场面。</p><p>在蒙特利尔，曼塞尔应该也能够赢得比赛——如果他不是早了一圈与观众挥手的话。当引擎的转速突然降的太低的时候，引擎废了——就在离终点一英里不到的地方。这或许是F1运动的大奖赛历史上，最白痴的丢掉冠军的原因了。</p><p>当然，80年代末、90年代初则就被某两个互为对手的人之间的竞争所统治着——如果有人能够使用如此平淡的一个词的话——这两人就是普罗斯特和塞纳。作为迈凯伦车队1988-89年间的队友，他们两人就好像是高于剩余所有其他参赛选手一个等级的人，并且各自拿了一个世界冠军，但却无法改变他们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塞纳眼力只有普罗斯特，全心希望、并做好一切准备，干任何能够取代他的事情。</p><p>我这么说吧，塞纳的确更快，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然而，我觉得普罗斯特——作为一位成熟的车手——则是两人中的胜者，并且更为平衡。</p><p>当普罗斯特在1988年葡萄牙的埃斯托里（Estoril）赛道的维修区直道超越他队友的时候，塞纳——那时车速大约在190英里每小时——突然把赛车转向他，将他硬生生逼到维修区的墙边。普罗斯特最终赢得了比赛，但随后承认他对塞纳的所作所为感到战栗：“我知道他有多希望赢得冠军，但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他是为此赌上性命的。”</p><p>我们也同样震惊了。像那样的动作在今天或许会觉得很常见，但在20年前这会被认为是肮脏的手段，或者甚至觉得车手神志不正常。随着现今比赛越来越安全，比赛道德却日益腐化。</p><p>在两人竞争的三年之中，我们曾来到铃鹿见证两人之间的总冠军归属。在第一轮较量中，塞纳获胜，正大光明地。但在89年他只能跟在普罗斯特身后，并且最终在一个弯角尝试了一次不顾一切的超越，依靠着——当然那的确也是——普罗斯特所让出的空间，他得以抢入之字弯，两辆赛车碰撞了，虽然塞纳最终在赛道上取胜，但他随后被取消了比赛成绩。</p><p>这让他感到失去理智地愤怒，于是在1990年的比赛里他再次寻求报复的机会。他在第一弯就一头扎进普罗斯特驾驶的法拉利赛车尾部，当时车速大约150英里每小时。在身后有24辆赛车的情况下，这么做无疑是犯罪般的不负责任——普罗斯特赛车上断裂的尾翼随时随地可能掉落——并且对于我来说，这应该是当年所有比赛中，赛车手最应遭到谴责的一个举动了。</p><p>当两周后来到澳洲的阿德莱德，当有人给塞纳看一张印有他撞上普罗斯特的照片时，他的反应很……很有教育意义（instructive）。“那是个谎言！”他说。</p><p>他是如此一个奇怪的人。平时来说他很和善，甚至很绅士，但却能做出疯狂边缘的事情——尤其在危机时刻。如果要说有哪位车手从不妥协，那就是阿亚顿·塞纳，同时，这也正是他离我们而去的原因。</p><p>但当普罗斯特退役之后，塞纳就变得不同了。现在阿兰将不再会是一个威胁，没有理由他不能成为一个朋友。这就是塞纳专注的程度。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星期，他经常打电话给普罗斯特，并且总是——很讽刺地——讨论关于安全性的话题。</p><p>但理所当然的，当时他又有了个新烦恼。在1991年斯帕赛道，迈克尔·舒马赫在此登场，原本只是一个为乔丹车队一次性代打的角色。F1里，人们在看到有利益可图的时候通常都会接受，于是在接下来的那场比赛里这个神童就来到了贝纳通车队，并且签下了合同。整整一年之后，就在他当年初次登场的斯帕，他首次赢得了比赛，然后，他那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奖赛职业生涯由此拉开了帷幕。</p><p>“这应该会是梦幻的，只能用梦幻来形容，”伯尼·埃克莱斯通在想到塞纳—舒马赫的对抗将会对这个运动带来多大的价值时感叹道。但遗憾的是，这一切几乎在它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在1994年的伊莫拉，舒马赫赢了，塞纳去世了。</p><p>现在，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早春的周末，必然会从心底浮起一股淡淡的忧郁，但同时也伴有些许困惑——就好象这一切是上天注定的，又好像在这个周末突然车手都不可能毫发无伤地撞车一样。在周六的排位赛上，Roland Ratzenberger成为了近12年来大奖赛上第一个丧生的车手，紧接着的第二个，就在第二天。</p><p>塞纳所遭遇事故的原因成就了一场著名的诉讼案，其中中，有无数理论被提出。我个人则坚信塞纳，驾驶着那辆不够完善的威廉姆斯FW16，只是简单的由于在进入坦布雷罗（Tamburello ）弯时，处于一个赛车——不论以什么原因为理由——都无法控制的速度和线路组合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当年第三场比赛上，他超越了他的极限，并且尽其所能希望超过比他那辆威廉姆斯更快的、舒马赫的贝纳通。</p><p>塞纳的事故从此永远地改变了F1比赛的面貌。自1994开始，不出意外地，讨论的重点无可争议地变成了安全性，并且就如Watkins教授所说，这代表着大无畏精神——某种程度上就是这项运动的代名词——不可避免地遭到损失。当我们一年之后再次来到伊莫拉的时候——正如Watkins教授曾经微笑着指点的那样——坦布雷罗已经完全经过重建。但塞纳自己一定很痛恨这样！</p><p>在1994年的“五·一”之后，舒马赫的时代开始了。他在他之后的法拉利岁月里，基本上到达了一个统治的地位，这是甚至连塞纳都会觉得眩目的。七届世界冠军……比方吉奥（Fangio）都要多两个。在他达到顶峰的那些时间里，只有米卡·哈基宁能是他真正的对手。</p><p>在他进入F1的15年间，舒马赫通常表现的很冷酷，并且有些时候——比如当他在1994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赛道将达蒙·希尔撞出赛道的时候，又比如他尝试对雅克·维伦纽夫在97年赫雷兹赛道使用同样手法的时候。与塞纳一样，他的这份历史决不全是积极面。</p><p>可是，如果我想要回忆起舒马赫的一场比赛，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却并不是那些他为了正面或者负面的东西而奋斗，或他狠狠撞了人家的轮子，随后在赛后的交流中大发雷霆的比赛，甚至，我想到的不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大奖赛——他在经历了开场时的爆胎，并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了一次对于Kimi Raikkonen——这个之后在法拉利获得成功的车手——的完美超越。</p><p>不，我所想的事2002年的比利时大奖赛，这是作为一名以F1车手为职业的男人所能在他的赛车里经历的、最完美的一天。在这个法拉利所统治的赛季里，舒马赫刚刚“让”鲁本斯·巴里切罗在匈牙利获得冠军。但这次很特别，这是在斯帕，他最喜欢的地方。</p><p>迈克尔那个下午所给与我们的，是F1精华中的精华。他并不是在跟某个人比赛——这不必要。他那个下午只是像往常那样，出去比赛而已——以他自己的方式。（revelling in his art.）</p><p>这或许就会如那个赛季的其余比赛那样无聊，但却不是。那是一位世界上最好的车手，在一条最好的赛道上，交相辉映得尽善尽美。这是刘易斯·汉密尔顿——这个比我前面所说的至今为止最出色的新人——在他未来的数年内，所能够达到的目标。</p>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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